《共管论》17.论政府：需要政府是无奈的选择

需要政府是公民无奈的选择，取消政府是人类崇高的理想。或许有一天，政府会变成人类的历史。但在这个民主刚刚起步的时代，公民依然需要政府限制不劳而获、调解社会分配、提供社会福利、维护社会秩序、保障社会公平、防御外敌侵略。公民的这些社会需求，只有政府能够完成，所以说公民只能无奈的接受政府的存在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只要是百姓生活幸福的时代，一定是政府主动作为最少的时代。政府作为的越少，经济发展的越好，政府干预的越多，经济发展的越糟。亚当・斯密的理想经济状态，早在汉初就已经通过无为而治的方式在中国实现。中国现代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政府放权少管，让民间自己发展。

真正符合公民利益的政府，一定是无为而治的政府。中国每个王朝初期的休养生息，本质上就是无为而治。无为而治并不是政府什么都不用做，而是在坚持政府权力越小越好，政府作为越少越好的原则下，把政府的作为压缩到极限最小。

在法律授予政府某项事权之前，首先要充分的论证该权力是否必须只有政府行使，才能保障该项事业实施起来对公民有益。如果是，则可以授权政府，如果不是，则不应当授权给政府。此外，即使某个事权已经授权给了政府，但只要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公民自己也可以实施，那么就应当毫不犹豫的收回对政府的授权。总之，除非某项事业非政府实施不可，否则就应当由公民自行实施。

政府努力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，并且相信公民自己可以做好，这是无为而治政府的基本素养。只要坚持无为而治，公民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事业都做好。人各有能与不能，公民缺少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公平竞争的机会。政府只需要发挥其保障公民能够平等竞争的作用，就可以见证民主国家人尽其才的奇迹。

面对无奈必须接受的政府，每个公民应当始终拒绝盲从政府。盲目的相信政府的说辞，不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，是一个公民最不能被原谅的愚蠢。在中国人心中，普遍的相信政府行为，不相信私人行为。这里其实有个极为讽刺的悖论。当一个人不是政府官员的时候，他的行为被视为私人行为，获得的社会评价为不可信；同样是这个人，一旦他当了官，他的行为就被视为政府行为，获得的社会评价就变成了可信。同样一人，似乎他一旦进入政府工作，就会立马变成另一个人了。一定有人会认为，因为他进入政府后，就会受到更多的约束，因为有了这些约束，他代表政府的行为，就让人更能相信。这个看似合理的解释，其实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，所有进入政府工作的人，和没有进入政府工作的人，都是一模一样的普通人。一个品行低劣的人，绝对不会因为进入政府工作就变成了品行高尚的人。既然在政府中工作的所有人，和不在政府中工作的人，都是一样的人，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就更可信？不论是我们阅读的历史，还是我们看到的现状，对全体公民危害最大的最多的都是政府，不是外敌，也不是犯罪分子。因为那些进入政府工作的人，一旦享受到权力的滋味，马上释放自利的天性，然后用尽手段危害自己的同胞。所以对于普通公民而言，最大的敌人就是政府。作为公民不仅不应该轻信政府的行为，反而应该采取一切措施防范政府的行为。

面对无奈必须接受的政府，每个公民有权选择是否继续和政府合作。在《论权力》一文中，我们已经讨论过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服从。公民有权选择继续服从政府的指令，也有权选择拒绝服从政府的指令。因此每个公民都有权选择是否要继续和政府合作。

面对无奈必须接受的政府，每个公民有权选择推翻现行政府。公民有权号召其他公民一起推翻现行政府，但是方式应当是符合法律的规定。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，没有制定合法推翻现行政府的方式，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一定是邪恶的、反人类的，需要立即被推翻的政府。

总之，面对无奈必须接受的政府，每个公民应当时刻对政府保持警惕。每个公民都要相信自己力量，相信公民组织在一起的力量，不要奢望政府的善，而要时刻防范政府的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