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共管论》16.论法院：允许法院倒闭，保障公平正义

法院存在的价值是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任何时候，社会总是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纠纷，这就需要解决纠纷的法院。法院也是各种纠纷的最后裁判者，其裁判结果必须要符合公平和正义。这是民主必然的要求。换而言之，法院的使命就是为社会输送公平正义。如果法院不能完成这个使命，那么法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

法院的裁判权本质上来源于公民的认可。从法律逻辑上来说，虽然表面上看是法律赋予了法院裁判权，但法律是公民意志的体现，法律的效力本身也来源公民的普遍认可。因此，法律赋予的裁判权本质上就是公民认可的裁判权。从法律实践上来说，如果公民普遍认可法院，就愿意将纠纷提交给法院，那么法院才能真正的行使裁判权。如果公民普遍不认可法院，宁愿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争端，也不愿意将纠纷提交给法院，那么法院就没有案件可以审理，没有案件法院也就无从裁判。由此可见，法院的裁判权本质上是来源公民的认可，这个观点也完全符合国家一切权力都属于公民的基本逻辑。

既然法院的裁判权来源于公民的认可，那么公民就有权力选择向自己认可的法院起诉。至于具体是选择哪个法院，则由起诉的公民自己决定。原则上只要是这个国家的法院，公民都可以选择。想要公民真正的行使选择法院的权力，就要打破现在各国法律关于法院管辖权的规定。

法院管辖权说的是，通过把法律纠纷进行分类，进而规定某一类案件必须要到某一个法院或某几个法院起诉，除此之外的法院无权审理。例如一个合同纠纷案件，要么是去被告所在地的法院起诉，要么是去合同履行地的法院起诉，除了这两个法院之外，其他法院都无权审理。这种规定带来的结果是，案件的审理法院被明确限制，公民无权根据自己的意志，选择起诉的法院。这种法院管辖权的规定，是法院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如果公民可以自己选择法院，就可以杜绝法院腐败的问题。假设甲准备起诉乙，那么甲作为原告，在选择法院的时候必然会选择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法院。基于甲的立场，他选择的法院必然是以下两种之一。第一种是公平公正的法院，第二种是甲有关系可以影响裁判结果的法院。如果选择的是第一种，那么纠纷自然能够得到公平的裁判。如果选择的是第二种，虽然一审裁判可能会出现不公平且对乙不利的结果，但乙有二审法院的选择权。乙必然和甲一样，要么选择一个公平公正的法院，要么选择一个自己有关系的法院。因为乙有二审的选择权，这个选择权会迫使甲在选择一审法院的时候，更倾向于选择公平公正的法院。如果案件还有三审，那么三审的选择权，同样会迫使选择二审法院的一方更倾向于选择公平公正的法院。

此外，公民除了可以选择法院外，还可以选择审理案件的法官。当原告选择了法院，被告就有权在这个法院中选择某一个法官。这样就算原告选择的法院对自己有利，也不能确保审理的法官对自己有利。这会迫使，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只会选择坚守公平正义的法院和法官。

通过保障公民选择法院，选择法官的权力，就可以有效的杜绝司法腐败的发生。

一旦公民开始自由的选择法院，必然会让有些法院受理的案件增加，有些法院受理的案件减少。案件数量增加的法院一定是能够坚守司法底线，为社会输送公平和正义的法院；案件数量减少的法院一定是不被社会认可，存在司法腐败的法院。为了淘汰腐败的法院，就要鼓励公平正义的法院。鼓励的方式非常简单，就是增加法院的收入，进而增加法官的收入。法院收取的案件受理费应当全部归法院所有。法院除了获得国家的基本经费外，其主要收入都应当来源于收取的案件受理费。这样案件越多的法院，收入越高，法官的待遇也会越好。法官收入越高，越说明法官优秀，因为优秀法官被当事人选中的次数越多，被选中的次数越多承办的案件数量也越多，承办的案件数量多，就必然让法官得到更多的收入。所以优秀法官一定是高收入的法官，好法官就应当开豪车、住豪宅。

那些案件数量少，收入低的法院通常是存在司法腐败，不能为社会输送公平正义的法院，对于这类法院应当允许它们倒闭。与之相对，对于那些为社会输送公平正义，由大量案件需要办理的法院，也应当允许它们开设分院。这样就会逐步淘汰掉所有存在司法腐败的法院和法官，让法院只能为社会提供公平和正义。

当法院能够杜绝腐败，并通过裁判结果为社会输送公平和正义的时候，法院的司法权威就完成了第一步。想要真正树立司法权威，还必须做到一旦法院裁判，必将得到执行。总之，法院的司法权威来源于两个方面，一是裁判结果符合公平和正义，二是裁判结果必然会被执行。这二者缺一不可。

在实践中，法院的案件分为三类，一类是刑事犯罪案件，一类是行政诉讼案件，一类是民事纠纷案件。对于前两类案件来说，基本上裁判结果都能得到有效的执行。一般来说，难以执行的都是民事纠纷案件。尤其是判决被告支付金钱的债务类案件最难以执行。

当很多人一想到，有些被告心里也想还钱，可是确实没有钱的情况，就认为无论如何都难以保障每个判决都得到执行。持这种观点的人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，那就是钱的本质是人的劳动力，只要被告是可以劳动的，那就能创造财产，并履行判决。顺着这个思路，就可以想到，用劳动的方式抵扣债务，但是被告未必愿意。所以就需要法院的强制劳动。一旦对被告采用强制劳动的措施，就会限制被告人身自由。故，强制劳动不仅是用劳动所得执行判决，也是用人身自由执行判决。所以不能仅用被告的劳动所得抵扣欠款，也要用被限制的自由抵扣欠款。

所谓的强制劳动，是指对那些不能执行判决的被告，法院根据原告的要求，将被告移送至指定的工厂进行强制劳动。强制劳动期间限制人身自由，除法定休息日之外，其他时间不得离开厂区。通过对被告实施强制劳动，让被告以自由和劳动报酬共同抵扣欠款。抵扣欠款的方式为，强制劳动1天抵扣5天社会平均收入（具体比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）。例如，国民平均每天收入为200元，强制劳动1天就可以抵扣1000元。强制劳动期间，劳动报酬遵循同工同酬的原则，被告的劳动报酬扣除被告的基本生活所需后，剩余的部分优先支付执行费用，其余的部分偿还给原告。

只要根据规定的时间，对被告进行了强制劳动，用被告的自由和劳动报酬抵扣了原告的债权，那么就等于被告的债务得到了执行，并予以消灭。判决就视为履行完毕。这个方式可以确保所有涉及债务的判决都能得到执行。

当然是否对被告采取强制劳动，取决于原告是否要求，法院绝对无权主动对被告实施强制劳动。

对于那些想要还钱但是暂时无力偿还的被告，原告未必会要求对其强制劳动；对于那些有能力偿还却恶意逃避债务的被告，原告应该都会要求对其强制劳动。这样通过原告的选择，保障了判决的执行，维护了司法的权威，也在最大程度上杜绝了不诚信的行为。

总之，当一个民主国家的司法权威得以树立的时候，社会诚信体系也将随之建立。